勤工俭学为国添“家底儿”

暑假开启,大学生们又有时间勤工俭学,参加社会实践了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勤工俭学一直伴随着北京教育的发展。在物质生活不够富裕的年代,大中专院校曾通过勤工俭学为国家创造出大量财富,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。改革开放后,中小学又通过开设校办工厂、推行勤工俭学,改善了办学条件,增加了师生福利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我国“家底儿”比较薄,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学生需求。1957年,副主席亲自率队赴多地调研后提出,在学生中应当提倡勤工俭学、开展课余劳动,这不仅可以解决学生们的学习费用,而且可以培养他们艰苦奋斗、勤俭朴实的思想作风。中央提出了“勤俭办校”“勤工俭学”方针,北京一些高校利用各自的教学设备和技术力量,率先试行勤工俭学,结合教学进行生产。

据本报1958年2月12日6版《航空学院重点试行勤工俭学》报道,北京航空学院两个系的300多名学生利用寒假到学校附属工厂参加劳动,涉及铸、锻、焊、木等10个工种。在教师和技工的指导下,学生们自己动手生产混凝土应变计和静动态应变仪的零件,以及拉力试件、叉子、水壶、地漏、管接头、小马扎、小凳子、高凳等几十种产品。这次勤工俭学为期一周左右,学生们创造出的产值达1.64万元,其中纯收入约5000多元。

看到北京航空学院带了个好头,北京市第三地方工业局分别与清华大学、北京工业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三所高校订立协议,让这些高校分别承担10至20项产品的设计、加工或制造任务。其中,清华大学着手进行了电度表的试制工作,以及制造水泵、小马达、电子仪器等;北京工业学院和北京市公私合营联昌仪表厂协作,大量生产工业上急需的“绝缘试验器”,并为地方工业部门生产经纬仪、小型台床、钟表和自行车零件等;北京航空学院则为市第三地方工业局突击测绘或设计小型台床、自行车、手表和缝纫机等。任务分配下去,参加勤工俭学的同学争先恐后地抢着干,产品的合格率也比较高,像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所做的铸件,合格率能达到90%。(1958年2月21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首都高等院校同地方工业协作》)

通过勤工俭学活动,一些大学生改变了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观念。“我们虽然学过理论,可真干起活来什么也不会。比如打铁时,遇到大件需要两面翻着烧,但几十斤重的铁块翻起来不容易。我们只会用夹子夹小地方,结果夹了半天也翻不过来。老师傅们是夹住大地方,一下就翻过来了。”北京航空学院学生胡继速有感而发,“在劳动中,我们深深感到生产实践是多么宝贵,理论结合实际又是多么重要!”(1958年2月26日《北京日报》3版,《思想上的新收获》)

不仅如此,高校的勤工俭学活动还取得了一大批劳动成果,为国家创造出大量财富。北京工业学院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个脉冲转速表,价格比进口产品便宜一半以上,使用寿命也长,指数准确;清华大学研制出了电子扩大器,外形灵巧,便于携带,质量指标中的稳定性、放大倍数超过了进口产品的水平;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研制出了自动中耕锄草化学施肥机,可以在高粱、玉米等高秆作物地里同时进行中耕、除草,并能自动施肥,工作效率大大提高。(1958年7月9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,《又是学生 又是工人》)

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建设需要人才,但头些年光靠国家办不起那么多学校,光靠家庭也供不起所有孩子读书。怎么办?出路之一就是半工半读,勤工俭学。上世纪60年代,随着勤工俭学活动在北京各级各类学校的推广、普及,半工半读学校应运而生。

据本报1964年9月20日2版《本市新办一批半工半读学校》记载,当时的北京已经建立起现代化工业的初步基础,正努力全面提高工业生产水平。在这种形势下,亟须造就一批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才,壮大技术力量。为此,北京开关厂、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、北京化工厂、北京市建筑工程局等工厂和部门试办了半工半读学校。这些学校学制为4年,设有无线电半导体、光学仪器、机械制造、汽车修理、自动化元件等37个专业,同时开设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政治、外国语以及体育等课程,学生在各自专业学习技术课,毕业时能够成为有中等技术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技术工人。

当时,报考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很踊跃,不少家长也为孩子优先选择了半工半读学校。按照规定,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一半时间在学校读书,一半时间到工厂劳动。工厂会给学生发放劳动津贴,每月13元至18元不等,除此之外还发汽车月票和劳动保护用品。这样一来,国家办学的负担减轻了,家长的负担也减轻了,而学生劳动为工厂创造价值,从工厂领取一定的津贴,也不会增加工厂的负担。(1980年5月9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半工半读是一种好的教育制度》)

截至1965年底,北京的半工半读学校有111所,专业涉及机械、无线电、冶金、化工、纺织、轻工、邮电、交通、建筑、建材、物资、财贸等各行各业。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有3.5万多人,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学习,理论结合实际,知识学得比较活,操作技术水平也比徒工提高得快,很快就能顶班劳动。像第三纺织工业学校的学生,一人能看三四台精梳机或两三台精织机;红旗学校在无线电二厂参加劳动的学生,不但都能按图纸焊接和进行导线加工,还有不少学生可以完成组装。工人们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些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,他们说:“我们工人有实际经验,少文化理论,半工半读出来的学生,既有实际又有理论,是两条腿走路,比我们走得快!”(1965年12月31日《北京日报》5版,《半工半读中等技校蓬勃发展》)

改革开放初期,中小学教育经费紧张,办学条件不尽如人意。在拿不出更多钱办教育的情况下,国家鼓励中小学通过开设校办工厂、开展勤工俭学的方式,促进办学条件的改善。

本报1980年3月4日2版报道《坚持勤工俭学 改善办学条件》记录了平谷山东庄中学的做法:这所农村学校从建校之初就创办了工厂、农场,全校师生参与勤工俭学。1971年至1977年,全校只有五六个高中班,每班每周劳动半天。1978年至1979年,学校增设了初中,教学班增至14个,劳动时间减为每人每周两小时。到1980年,这所学校的校办工厂已拥有自建厂房和库房450平方米、价值数万元的机器设备,可以生产硅整流充电机以及小型电焊机、教学投影仪,还能修理充电机、电焊机,为汽车、大拖拉机喷漆,所获利润达20多万元。用这笔钱,学校扩建了校舍,增添了教学设备,甚至减免了学生的学费、书费。

1983年,国务院批转教育部、国家计委、国家经委、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请示》报告和《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工作条例》,要求把勤工俭学活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。从此,北京中小学勤工俭学活动又有了较大发展。截至1987年12月,北京校办厂(场)达到890个,经营领域也从单一的工业型发展到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、商业、服务业等多种行业。(1987年12月17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本市中小学勤工俭学活动成绩喜人》)

那些年,勤工俭学活动一方面为中小学生提供了劳动技术教育的基地,另一方面实现了“以厂补校”,令学校获得了收益,弥补了教育经费的不足,改善了集体福利。据统计,从1980年到1986年,北京勤工俭学活动累计创工农业总产值达6.19亿元,税后利润1.75亿元。很多学校利用勤工俭学的收入修建了校舍、操场,美化了校园,购置了教学设备、图书资料。有些学校还兴建了教职工宿舍,增添了师生福利设施。学生和老师们都深有感触地说:“勤工俭学活动使学校变了样。”(1988年7月8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市府开会要求大力发展中小学校办企业》)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重新活跃起来。与昔日不同的是,大学生们在获得劳动报酬的同时,更希望通过勤工俭学活动接触社会、了解社会,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。

1985年,北京冶金机电学院经济系50名大学生利用寒假参加了北京展览馆春节商品展销活动,负责收款、售票等服务。“我是学经济的,但以前连支票、货款都没接触过,也缺乏财经纪律和贸易交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。”一位同学表示,“这一干就明白多了。”(1985年2月24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一接触社会就明白多了》)

然而,最初大学生参加勤工俭学的途径不够通畅,为了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勤工俭学机会,北京工业大学的6名大学生曾联系了10多个单位,最后才站上了崇文门菜市场的柜台。(1988年2月22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大学生站柜台》)

了解到大学生参加勤工俭学的迫切需求,一些高校开始由院、系团组织、学生会发起、成立了“对外服务部”“咨询中心”“科技开发中心”,帮助大学生牵线搭桥;还有一些高校以团支部、班委会或团小组为单位,主动与附近工厂、饭馆、旅社联系,不少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洗床单、端盘子、描图渐渐地,大学生寒暑假“打工”的机会多起来,无论校内还是校外,都能找到一方天地。

1992年暑假,清华大学勤工俭学指导中心为530多名学生提供了校内勤工俭学的机会。有的学生负责整理校园,有的学生参加宿舍楼值班、校内巡逻,还有的学生在校医院挂号室传送病历。他们每天干6至8小时,获8元报酬,一期是三周时间,家境困难的学生可以优先参加。(1992年7月28日《北京日报》6版,《清华五百学生暑期校内打工》)

再后来,北京有了不同部门主办的各种招聘会,企业进校园现场摆摊,为大学生提供多种勤工俭学岗位。2005年,在对外经贸大学举办的一场招聘会上,41家企业提供了400多个勤工俭学岗位,仅仅1个小时便有1.2万名大学生前去应聘,火热程度可见一斑。(2005年5月20日《北京日报》7版,《大学生昨抢勤工俭学岗位》)

如今,高校的勤工俭学活动不断规范,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方式,每年都吸引着众多大学生参与。

暑假开启,大学生们又有时间勤工俭学,参加社会实践了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勤工俭学一直伴随着北京教育的发展。在物质生活不够富裕的年代,大中专院校曾通过勤工俭学为国家创造出大量财富,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。改革开放后,中小学又通过开设校办工厂、推行勤工俭学,改善了办学条件,增加了师生福利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我国“家底儿”比较薄,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学生需求。1957年,副主席亲自率队赴多地调研后提出,在学生中应当提倡勤工俭学、开展课余劳动,这不仅可以解决学生们的学习费用,而且可以培养他们艰苦奋斗、勤俭朴实的思想作风。中央提出了“勤俭办校”“勤工俭学”方针,北京一些高校利用各自的教学设备和技术力量,率先试行勤工俭学,结合教学进行生产。

据本报1958年2月12日6版《航空学院重点试行勤工俭学》报道,北京航空学院两个系的300多名学生利用寒假到学校附属工厂参加劳动,涉及铸、锻、焊、木等10个工种。在教师和技工的指导下,学生们自己动手生产混凝土应变计和静动态应变仪的零件,以及拉力试件、叉子、水壶、地漏、管接头、小马扎、小凳子、高凳等几十种产品。这次勤工俭学为期一周左右,学生们创造出的产值达1.64万元,其中纯收入约5000多元。

看到北京航空学院带了个好头,北京市第三地方工业局分别与清华大学、北京工业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三所高校订立协议,让这些高校分别承担10至20项产品的设计、加工或制造任务。其中,清华大学着手进行了电度表的试制工作,以及制造水泵、小马达、电子仪器等;北京工业学院和北京市公私合营联昌仪表厂协作,大量生产工业上急需的“绝缘试验器”,并为地方工业部门生产经纬仪、小型台床、钟表和自行车零件等;北京航空学院则为市第三地方工业局突击测绘或设计小型台床、自行车、手表和缝纫机等。任务分配下去,参加勤工俭学的同学争先恐后地抢着干,产品的合格率也比较高,像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所做的铸件,合格率能达到90%。(1958年2月21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首都高等院校同地方工业协作》)

通过勤工俭学活动,一些大学生改变了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观念。“我们虽然学过理论,可真干起活来什么也不会。比如打铁时,遇到大件需要两面翻着烧,但几十斤重的铁块翻起来不容易。我们只会用夹子夹小地方,结果夹了半天也翻不过来。老师傅们是夹住大地方,一下就翻过来了。”北京航空学院学生胡继速有感而发,“在劳动中,我们深深感到生产实践是多么宝贵,理论结合实际又是多么重要!”(1958年2月26日《北京日报》3版,《思想上的新收获》)

不仅如此,高校的勤工俭学活动还取得了一大批劳动成果,为国家创造出大量财富。北京工业学院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个脉冲转速表,价格比进口产品便宜一半以上,使用寿命也长,指数准确;清华大学研制出了电子扩大器,外形灵巧,便于携带,质量指标中的稳定性、放大倍数超过了进口产品的水平;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研制出了自动中耕锄草化学施肥机,可以在高粱、玉米等高秆作物地里同时进行中耕、除草,并能自动施肥,工作效率大大提高。(1958年7月9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,《又是学生 又是工人》)

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建设需要人才,但头些年光靠国家办不起那么多学校,光靠家庭也供不起所有孩子读书。怎么办?出路之一就是半工半读,勤工俭学。上世纪60年代,随着勤工俭学活动在北京各级各类学校的推广、普及,半工半读学校应运而生。

据本报1964年9月20日2版《本市新办一批半工半读学校》记载,当时的北京已经建立起现代化工业的初步基础,正努力全面提高工业生产水平。在这种形势下,亟须造就一批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才,壮大技术力量。为此,北京开关厂、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、北京化工厂、北京市建筑工程局等工厂和部门试办了半工半读学校。这些学校学制为4年,设有无线电半导体、光学仪器、机械制造、汽车修理、自动化元件等37个专业,同时开设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政治、外国语以及体育等课程,学生在各自专业学习技术课,毕业时能够成为有中等技术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技术工人。

当时,报考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很踊跃,不少家长也为孩子优先选择了半工半读学校。按照规定,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一半时间在学校读书,一半时间到工厂劳动。工厂会给学生发放劳动津贴,每月13元至18元不等,除此之外还发汽车月票和劳动保护用品。这样一来,国家办学的负担减轻了,家长的负担也减轻了,而学生劳动为工厂创造价值,从工厂领取一定的津贴,也不会增加工厂的负担。(1980年5月9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半工半读是一种好的教育制度》)

截至1965年底,北京的半工半读学校有111所,专业涉及机械、无线电、冶金、化工、纺织、轻工、邮电、交通、建筑、建材、物资、财贸等各行各业。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有3.5万多人,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学习,理论结合实际,知识学得比较活,操作技术水平也比徒工提高得快,很快就能顶班劳动。像第三纺织工业学校的学生,一人能看三四台精梳机或两三台精织机;红旗学校在无线电二厂参加劳动的学生,不但都能按图纸焊接和进行导线加工,还有不少学生可以完成组装。工人们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些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,他们说:“我们工人有实际经验,少文化理论,半工半读出来的学生,既有实际又有理论,是两条腿走路,比我们走得快!”(1965年12月31日《北京日报》5版,《半工半读中等技校蓬勃发展》)

改革开放初期,中小学教育经费紧张,办学条件不尽如人意。在拿不出更多钱办教育的情况下,国家鼓励中小学通过开设校办工厂、开展勤工俭学的方式,促进办学条件的改善。

本报1980年3月4日2版报道《坚持勤工俭学 改善办学条件》记录了平谷山东庄中学的做法:这所农村学校从建校之初就创办了工厂、农场,全校师生参与勤工俭学。1971年至1977年,全校只有五六个高中班,每班每周劳动半天。1978年至1979年,学校增设了初中,教学班增至14个,劳动时间减为每人每周两小时。到1980年,这所学校的校办工厂已拥有自建厂房和库房450平方米、价值数万元的机器设备,可以生产硅整流充电机以及小型电焊机、教学投影仪,还能修理充电机、电焊机,为汽车、大拖拉机喷漆,所获利润达20多万元。用这笔钱,学校扩建了校舍,增添了教学设备,甚至减免了学生的学费、书费。

1983年,国务院批转教育部、国家计委、国家经委、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请示》报告和《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工作条例》,要求把勤工俭学活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。从此,北京中小学勤工俭学活动又有了较大发展。截至1987年12月,北京校办厂(场)达到890个,经营领域也从单一的工业型发展到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、商业、服务业等多种行业。(1987年12月17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本市中小学勤工俭学活动成绩喜人》)

那些年,勤工俭学活动一方面为中小学生提供了劳动技术教育的基地,另一方面实现了“以厂补校”,令学校获得了收益,弥补了教育经费的不足,改善了集体福利。据统计,从1980年到1986年,北京勤工俭学活动累计创工农业总产值达6.19亿元,税后利润1.75亿元。很多学校利用勤工俭学的收入修建了校舍、操场,美化了校园,购置了教学设备、图书资料。有些学校还兴建了教职工宿舍,增添了师生福利设施。学生和老师们都深有感触地说:“勤工俭学活动使学校变了样。”(1988年7月8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市府开会要求大力发展中小学校办企业》)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重新活跃起来。与昔日不同的是,大学生们在获得劳动报酬的同时,更希望通过勤工俭学活动接触社会、了解社会,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。

1985年,北京冶金机电学院经济系50名大学生利用寒假参加了北京展览馆春节商品展销活动,负责收款、售票等服务。“我是学经济的,但以前连支票、货款都没接触过,188bet体育官网也缺乏财经纪律和贸易交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。”一位同学表示,“这一干就明白多了。”(1985年2月24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一接触社会就明白多了》)

然而,最初大学生参加勤工俭学的途径不够通畅,为了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勤工俭学机会,北京工业大学的6名大学生曾联系了10多个单位,最后才站上了崇文门菜市场的柜台。(1988年2月22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大学生站柜台》)

了解到大学生参加勤工俭学的迫切需求,一些高校开始由院、系团组织、学生会发起、成立了“对外服务部”“咨询中心”“科技开发中心”,帮助大学生牵线搭桥;还有一些高校以团支部、班委会或团小组为单位,主动与附近工厂、饭馆、旅社联系,不少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洗床单、端盘子、描图渐渐地,大学生寒暑假“打工”的机会多起来,无论校内还是校外,都能找到一方天地。

1992年暑假,清华大学勤工俭学指导中心为530多名学生提供了校内勤工俭学的机会。有的学生负责整理校园,有的学生参加宿舍楼值班、校内巡逻,还有的学生在校医院挂号室传送病历。他们每天干6至8小时,获8元报酬,一期是三周时间,家境困难的学生可以优先参加。(1992年7月28日《北京日报》6版,《清华五百学生暑期校内打工》)

再后来,北京有了不同部门主办的各种招聘会,企业进校园现场摆摊,为大学生提供多种勤工俭学岗位。2005年,在对外经贸大学举办的一场招聘会上,41家企业提供了400多个勤工俭学岗位,仅仅1个小时便有1.2万名大学生前去应聘,火热程度可见一斑。(2005年5月20日《北京日报》7版,《大学生昨抢勤工俭学岗位》)

如今,高校的勤工俭学活动不断规范,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方式,每年都吸引着众多大学生参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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